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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认为,所谓尚武精神从其原始含义来看,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基于此论分析,尚武精神确实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品质,即强健体魄、健全战斗的精神品质,它意味着对武力的保持和在武装对抗中获得新生,并把征服和武力强大看成是一种庄严职责。
东周时期是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初期阶段,但是这种融合却时时伴随着血雨腥风的争霸兼并战争。据文献记载,从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到敬王驾崩(公元前476年)不足三百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四百余次战争。至于东周后期的战争,更是不可胜记。此时期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实质上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层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而进行的。特殊的历史社会因素,致使战争、杀伐、动荡、亡国、灭族、生存危机等等外在的社会现实,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植根、萌发;由此产生了对和平与安定的强烈渴望和希冀,以及为实现和平与安定而萌生的对武勇的崇拜和对英雄人物的敬慕。纵观东周近五百年的历史,伴随着一次次的战争,早期的华夏族与周边的部族、团体渐次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人们由远古时期继承而来的崇武风习与人们对和平、安定的渴望,对武勇的崇拜,对英雄人物.的敬慕逐一交汇,便产生了东周时期中华先民的一种精神品质——尚武精神。
可以看出,东周时期,尚武精神作为一种大众性社会行为,是由征战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引发的,表达的是人们对和平与安定的渴望、对武勇的崇拜和对英雄人物的敬慕,体现的是人们自尊自强、顽强拼搏的心理品质。实质上是自强不息、敢于胜利的中华民族精神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外在表现。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事、动荡不安的时局以及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灭国危机等等特殊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综合,形成一种普遍为时人所接受的精神品质。这一精神品质深层次融入先民的意识形态后,就会指引他们的社会行为,或是崇剑、或是善射等等,这些都是东周社会尚武情怀的结果。而这种精神品质及其融入先民心理后形成的潜意识形态,就是东周社会尚武精神的文化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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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古人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出的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体现了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在实现人际和谐的方法上,儒家认为应推行“仁”。“仁”的实施原则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的实施原则还有另一方面,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上两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恕”。前者为“忠”,就是对待人、帮助人要真心诚意。后者为“恕”,即宽容精神。孟子对推己及人进一步发挥,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老子则在“自然和谐”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无为思想,其实质上是以“道”的规律作指导,通过“德”的感化,使人民实现自身“德”的水平的提高,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即实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所设计的大同社会理想,虽带有乌托邦的旨趣,但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界,始终引导着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于注重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古人解释,“和”是“以他平他”,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和谐,包括“和生”、“和处”、“和顺”、“和洽”等。千百年来,古圣先贤对人际和谐有诸多阐述。“和为贵”、“政通人和”、“君子和而不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警句格言都揭示了人际和谐的重要性。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关系的纽结,单个的、现实的人首先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在这里,社会关系既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又以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具体的人而言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环境资源,又是人自我发展的推动力量。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宏观维度来考察人际关系,是人际关系的社会性生成,是社会系统的人与人直接的总体性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从而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进和谐因素的过程。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和谐关系。我们当前所要建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人与人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尺,把诚信友爱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充分激发每个人的活力作为奋斗目标,让全社会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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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简单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纲领式的论述了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思想的根本精髓,阐述了其“和谐”理念的内涵,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挖掘升华其思想,做到古为今用,以期为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之支持。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社会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的一个普遍价值观,可以与西方文化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普遍价值观相提并论。中国的经典书籍《礼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妙与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理念最早的文字表述,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从此中国人民对和谐世界的探索与追求不断延续,直至今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就此简单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思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以期合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从而加快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道家和佛家思想为两翼的文化思想体系。
在孔子、孟子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后,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贯穿了中国从先秦到“五四运动”以来几千年的历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其基本思想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像中国古代儿童入学,首先要读“四书”,即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读物——《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除了儒家思想以外,道家和佛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完美的补充,儒、道、佛三家水乳交融、和谐共存,构建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说把握住这三家文化的内涵,就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而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对和谐社会的思考和贡献。
儒家理论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其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是仁和义。仁义的观念是儒家思想最为强调的观点,以前人们说某某人是伪君子,骂他“假仁假义”,就是说仁义观。其实儒家仁义观是一种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观,他要求人们做事情必须符合道德标准。如果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是“不义”的行为,用一个为孔子和后来儒家学者所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义”与“利”之间的辩论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热门话题。
其次,儒家理论强调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被儒家经典理论提倡的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次序。“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社会的平安、和谐。儒家思想强调依靠道德的规范作用来实现家庭和谐,通过提炼、宣扬相应的伦理规范来调适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及和谐繁荣的道德世界。
道家文化与儒家思想简单地说是一种对立统一。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儒道两家文化既相互对立,同时又相互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道家文化认为只有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界万物在不断变化,万物变化所遵循的最基本的规律是“物极必反”,这种思想来自道家的祖师——老子。意思是说,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向极端方向发展,这些性质一定会使它转向自身的反面,这构成一条自然规律。所以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掌握“度”这个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
那么,怎样衡量事物变化发展的“度”·事实上,没有人能划出适合一切事物、一切情况的绝对界限,必须依据客观不断变化。例如过去人们认为海南不能发展工业,而现在,我们提倡“生态立省”和“一省两地”战略,就是考虑到海南保护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的必要性和发展工业的优势等现实情况,合理把握事物发展的“度”,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传入中国以后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相结合,推动着中国的哲学思想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文化——禅宗,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影响深远。
佛家文化的和谐理念首先是关于心境之间的和谐,也就是在人的认识层面构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谐。佛教的平等和谐观教人摆脱苦难的方法主要是教人掌握一种新的认识体系,从自我的心理上寻求突破。在这种新的认识体系的指导下,既体悟到世间一切的虚幻性,又认识到世间一切存在的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圆融与和谐,从而在实现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圆融和谐的基础上,完成精神的终极超越。
综上所述,儒、道、佛三家文化都在各自的立场上提出了其对和谐社会的思考和探索,包含了不少思想的智慧和精华。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新一代炎黄子孙的职责所在。我们将倍加努力,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地继承和发展和谐理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而奋斗。
[1]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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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的一个普遍价值观,可以与西方文化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普遍价值观相提并论。中国的经典书籍《礼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妙与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理念最早的文字表述,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从此中国人民对和谐世界的探索与追求不断延续,直至今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就此简单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思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以期合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从而加快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儒家理论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其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是仁和义。仁义的观念是儒家思想最为强调的观点,以前人们说某某人是伪君子,骂他“假仁假义”,就是说仁义观。其实儒家仁义观是一种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观,他要求人们做事情必须符合道德标准。如果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是“不义”的行为,用一个为孔子和后来儒家学者所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义”与“利”之间的辩论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热门话题。
其次,儒家理论强调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被儒家经典理论提倡的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次序。“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社会的平安、和谐。儒家思想强调依靠道德的规范作用来实现家庭和谐,通过提炼、宣扬相应的伦理规范来调适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及和谐繁荣的道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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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可以增强现代人的归宿感和认同感,具有较强的社会整合功能。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告诉我们,社会的日益分化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于是一定要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彼此不同的个人维系成一个整体。春节就正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在春节民俗活动的交流和熏陶中,人们体会到了个人属于家庭,家庭属于地方,而地方属于国家,并由此产生了差异中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海外的华人华侨来说,只要一想到春节、过年,他们就会很快产生一种认祖归宗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感。
圣诞节作为一个全民性的宗教节日也有其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西方文化较之中国文化,更加注重个体存在的价值,把个体看作是人类社会结合的基础。在近代西方,法律对个人权利的规定甚至深入到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都各自享有隐私权以及个人财产权等等。但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而分崩离析,因为宗教发挥了其强大的维系和整合功能。在西方的节日中,很多都与宗教有关,如: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等等,都用来强化宗教的观念与意识,而圣诞节只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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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是我国各族人民前进的精神动力,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和传播方法上都富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
儒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牢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和广为传播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儒学正统地位的奠定离不开下面两个因素:其一,儒家经典构成了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的主体成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和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是紧密相连的。历代官学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汉朝中央官学——太学的教师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儒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官学的规范读本以及科举取士的最高准绳。其二,儒家教义成了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衡量标准。儒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人格的自我修养体系,受此影响,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均被囿于儒学的意旨之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课堂和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两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课堂,才能向人们讲授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抽象为具体、化死板为生动,让广大人民群众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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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市场经济价值观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有不协调、不对称的一面,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有积极的纠偏矫正作用。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影响。
在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艰难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在受到迅速变化的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影响的同时,还会受到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发生嬗变、重组以至改头换面。于是,有人认为,以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移植西方文化,消解、超越传统的中国文化。其主要根据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种对立的经济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结构上的伦理型文化,以求善为目标,注重对人际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不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科学精神。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流通性、开放性、社会性特点的市场经济难以协调融合。这种观点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考察,而忽视了其问的反作用力。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有积极的反作用的唯物史观看,恰恰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不同步,它才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在价值导向上有着积极的纠偏作用。西方文化传统是“主客二分”,富于实证的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蕴含着深厚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恰好弥补了浸渍市场经济机体的西方文化的不足,有利于市场经济臻于完善。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观念有利于缓解市场分配机制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最有效率的运行形式,但是市场机制对调整产业结构、分配国民财富、治理环境污染等问题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些方面还需要国家作为经济管理和建设的主体,实施必要的调控。在国民财富如何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有其自身的特点。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不能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对立普遍化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规定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关系。我们既要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效率,强调经济的迅速高效发展,又要重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重视收人分配差距的社会容忍度。同时,还要深人到分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中探究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现实经济生活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职工个人之间收人差距拉大的势头很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意是鼓励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通过投机、贪污、欺诈致富。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间题。”对待这些财富分配的不合理问题,政府运用经济法规的硬约束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单凭健全二次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是很难从自觉性上使各个利益主体在财富分配上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均贫富的大同观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鳄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贼乱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种心理惯性对抑制贫富悬殊的加剧显然有积极的作用。也是公民支持、理解、贯彻二次分配机制中政府转移支付、筹建公共设施的社会心理基础。从秦末农民的“苟富贵,勿相忘”,再到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始终贯穿着均贫富的大同观念。所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传统文化中这些观点和社会主义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其对市场初次分配不公、政府二次分配漏洞的纠偏矫正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发挥传统文化蕴含的同类相恤、同族相助的亲和力,通过捐助、慈善事业保障社会公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制衡,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全体公民利益的相对平衡。
二、整体本位、国家民族至上的价值观,有助于遏制、消除市场经济条件下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滋生蔓延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最高境界。与此相联系,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整体本位,以整体为基础消融个体的心理定势。表现为传统文化注重社会人格而不注重个体人格,主张以忠孝等伦理纲常来认知、体验、评价个人的存在及其与家庭、国家的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市场经济是发达的、以价值积累为目的、以交换为形式的商品经济。从法律角度看,交换经济是有条件的权利让渡,不能没有交换的主体。交换主体既包含国家政府,也包含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经济主体间摆脱了以往人与人依附、隶属关系,通过货币和实物的依赖关系发生交往。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个主体都有独立的利益。他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以利润积累为目标,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导向,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自由决策、自负盈亏、自求发展。树立自己独立人格,培养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价值观。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以价值增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各个经济主体在形成独立、自主、平等意识的同时,极端个人主义、单位地方本位主义也会潜在地滋长。在社会转型时期,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1、分权自主化倾向削弱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各单位在不具备完全及时准确信息的情况下,盲目地在区域性市场按供求规律追求利润积累,参与市场角逐,就很可能引发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会出现地区封锁、行业壁垒、信息独享等人为垄断现象,阻碍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换代;2、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导向会诱发企业以邻为壑、转嫁成本,造成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大。解决第一个问题除了健全相应的经济法规、行政法规外,倡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至上整体本位价值观是不无裨益的。《书经》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治安策》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格言,苏询说过:“贤者不悲其身死,而优其国之衰”,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这些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深人人心,那么,在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指导思想下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就会顺畅稳健,问题少,代价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固然要界定和理清产权关系,有完备的产权法规等硬件机制作后盾。但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差效应,还必须辅之以能够内化为人格境界的软件控制要素。象“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互助友爱、和气生财的传统价值观,就会在心理倾向上有助于消解各种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动机,遏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外差效应。
三、先义后利、义利统一,追求高尚的价值观有助于从社会心理上遏止、抑制金钱拜物教的滋长、蔓延
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潜滋暗长,如果没有相对扼制观念冲销,最终就可能成为燎原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改革开放前,由于收人水平的相对平均化、固定化,加上供给短缺,财富匾乏,人们的利益欲望普遍维持在低下的水平上,大家平等相处,相安无事。今天,随着收人水平和消费档次不断迅速地拉大距离,追逐金钱财富、沽名钓誉、崇尚享乐的物质实用主义和名利思潮冲击着现代人的观念与生活,人们的利益欲、享受欲急剧膨胀,由此出现了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金钱拜物教价值观无孔不人,它把人生价值与商品价值等价处理,用财富、金钱评判人的价值,人际间的关系被视为纯粹的金钱关系。有些人甚至把人格、良心、权力货币化和商品化,只要金钱,不要理想情操。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生产也是不行的。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会受到破坏,会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成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金钱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尺度,人沦为物的奴婶,成为纯粹的自然人和经纪人,避免人的主体性逐渐地全面丧失。对此,政府显然不能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治理。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清除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影响,除了广泛宣传倡导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外,大力挖掘利用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价值观资源,不失为古为今用的捷径。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等,对金钱拜物教无疑是消解的良言。在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商潮中,要找回丢失的个体人格家园,利用传统文化设定的精神境界,教民化俗,也许更为有效而持久之。“天地之性人为贵”,“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亘古流传的人格操守蔑言,如果能辈辈传诵,内化为每个生命个体的精神境界,那么,市场经济固有的负效应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金钱拜物教滋生蔓延的温床也就会土崩瓦解,形形色色的沉沦、堕落、犯罪也就会有所收敛。
四、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市场契约精神
受高额利润诱导,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企业和个人算尽机巧,不择手段。为中饱私囊,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坑害人民,坑害国家,严重阻碍了经济活动的常态运行。经济秩序错综紊乱,效益高、业绩优的企业和经营差、有亏损的企业玉石俱焚,顾客和消费者更是身受其害。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办法是:国家一方面要健全各种经济法规,杜绝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中的各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一方面应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防微杜渐,让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即有客观的强制性的硬约束,又有主观的自觉性的软约束。所谓信,就是信用、信誉,真诚待人,言行一致,格守诺言。信是契约生效、执行、变更、终止的基本条件,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企业界流传一句格言:“商海无涯信作舟”。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信誉尤其是产品质量信誉,常常决定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乎?”信是一向不带有阶级性的普遍的人类基本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倡导讲信用,树信誉,对企业的合法经营,维护消费者权益,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整合虽然因不对称而举措艰难,但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诞生、发展、繁荣,是因为社会主义精神和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方面有许多契合处。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洗练过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在冲突对抗中缓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在丰富发展中拓宽底蕴,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任务趋向认同。面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何熔铸其精神,使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服务,就要在理性上分析化解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又要在实践上尊重历史的积淀。从实践出发,因势利导,积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有益成分,使其浑然一体,在矛盾互动中发展、完善,从而建立名副其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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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情况复杂、发展态势并不平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思想理论领域里的噪音杂音时有出现”。从国际上看,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国际敌对势力分化、西化的重点。从国内来看,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社会思想意识多变、多元、多样的趋势更为明显,西方社会思潮滋长,错误价值观念横行,道德领域问题突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2]791。对此,中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
十六大以来,中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3]318,“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4]8,“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实践意义”[1]787。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8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作为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
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红色文化旅游作为精神文化产品传播的途径,以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喜闻乐见等独特形式,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开展红色旅游,能使群众感受传统,了解历史,体验精神,增进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感,坚定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因而,当前,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大力挖掘并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创新红色文化旅游方式方法。
红色文化特征突出:一是资源丰富、形式多样。红色资源遍布全国各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2005年,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公布了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和123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5]。这些红色经典景区、旅游路线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教育基地。二是直观生动、教育作用明显。红色文化直观、现实、生动,视觉效果明显,富有感染力,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红色文化旅游,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怀;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对群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坚定群众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红色文化旅游开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结合,可谓相得益彰,互惠互利,不仅能传承红色精神,更能使核心价值教育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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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工作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人民群众须臾也不能离开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积极发挥群众文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让人民群众在自娱自乐过程中达到自我教育,自我熏陶,自我提高,是群众文化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的重要手段和必由之路。作为文化建设的群众文化由于它固有的和谐特征和和谐功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无法替代和必然的功能作用。
群众文化娱乐活动贯穿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全过程。它是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人们在参加群众文化活动诸如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象棋、围棋、扭秧歌、健美操等等活动中得到精神的调剂和积极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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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发展进程显现出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竞争和比较。当下,“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为世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是一种理论思考的反映。当中国社会主義现代化事业在金融危机的考验中表现出强大优势时,我们对中国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更加明确,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義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必胜的信心。
我们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只有社会主義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義才能发展中国”的立场和态度。邓小平曾严肃指出:“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義,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義,不能靠资本主義”,“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義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義、毛泽东思想”;以此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是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起点。
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时起,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探索就存在一个“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之前,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西化”主张(包括孙先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可以称作关于中国前途的一种探索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关于在中国建立资本主義制度的主张,就是一种错误的主张了;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有过倒退到资本主義的声音,一直到今天,关于中国是否离开社会主義而选择别的道路的议论也并未绝耳,那就更说明关于“西化”之争的实质与警示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建立起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義道路,并为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这是中国最大最根本的实际。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基点,否则,就会失去立国之本和广大的民众基础,就可能造成民族和社会的分裂,就可能陷入深重的社会危机,那就什么美好的事情也做不成了。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正表现出世所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现代化建设中所表现出的社会主義本质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其价值取向的理解,由此把握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内在根据,使我们在效率与公平上选准定位,坚持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原则,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以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扰,保持社会主義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发达资本主義国家虽然走在现代化前列,但在发展中仍不可能解决社会的分裂及其阶级矛盾,其现代化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的选择开创了一条通过社会主義而不是通过资本主義来实现现代化的新路,打破了只能按西方现代化模式行事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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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通过劳动人民长期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智慧的提炼与概括,逐渐形成一系列优秀的文化特质,其中,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也同样在社会变革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优秀的传统设计文化固然具有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但由于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而成,故而其设计理论常以中国哲学、传统文学、东方史学等形式间接地被表达出来,具有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质,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通过了解世界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更加深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的传统文化表现、设计思想与以欧美为主的西方人的文化意识形态、设计思想都有各自独特的源流和特点,两者互不冲突,相映生辉。西方人的文化表现和设计理念,由于其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民族风气,体现出一种扩散式和分门别类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思想,带有表现独特个性的特质,在视觉设计作品中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自由性和个人意识,崇尚个性张扬,不受束缚的思想,西方的设计思维方式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和归纳总结的方式,具有严谨紧密的科学系统理论依据。其根本目的是求知,因此对所有的问题都要究根求源,都要经过形式上的逻辑思辨来把握,都是发散性思维与跳跃性思维的结合。
东方人的文化表现和设计理念,由于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展现出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思想表现比较集中,更加注重综合思考,带有感悟、神秘性和求同的特质,更加客观,追求事实依据,是一种经验式的直觉把握和直陈式的描述,具有含蓄低调典型的中国人作风,中国人自古崇尚自然,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人只是宇宙渺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与之对抗衡,而是投身自然,与自然融合为宜,即所谓的“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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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每个朝代都有为解决纠纷争端而建立的各项独特经典法律制度,调解制度则是中国诸多经典的法案之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注定要生成成熟的调解制度,同时调解制度也加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秩序,使其生命力异常难以转捩。
传统调解制度常常以纠纷当事人所共同分享的地方性知识为背景,且必须以双方当事人都信任的、具一定有威望的中间人作为调解人,否则,调解的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传统调解制度中的权威主持者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道德型的权威。他们往往是指那些作为成熟、智慧和经验象征的年长者,其重视以感化治民,既重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又重劝谕与调解,因此其能够成为以道德声誉充任、影响和管理乡里社会的领导者,从而也就往往成为乡里社会言行、思想、价值的楷模;其二,知识型的权威。他们往往是指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相当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充当的乡里组织领袖;其三,势力型的权威。他们要么财大气粗,有钱有势,要么家族巨大,人口众多,自然而然的成为当地的领袖。[5]其实更多的时候,许多主持者往往同时集这些权威类型于一身,他们依靠自身的权威对纠纷当事人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以及相互间所应尽的义务进行重申,依据“和”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价值标准对纠纷焦点进行协调,然后让当事人在明白事理后主动作出某些让步,从而达到互相谅解、消除纷争的目的。在调解过程中,人们依据熟悉的习惯、习俗、乡规民约等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调解人也在这个空间内寻找合适而又体面的解决方案,以使纠纷解决、矛盾消解,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对立消失,被扰乱的社会生活秩序得到恢复。总之,他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做出明确的权利是非判断,而只是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另外,“当事人对调处结果的接受(不管是否发自内心),对当事人(尤其是权利被损害一方)来讲,也是一种对伸张个人权利冲动的压抑,从而使他们退回到合乎儒家规范的标准之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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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以人为本、贵和尚中、诚实守信、义利并重的思想,是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只有借签和宏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实现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传统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文化彰显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是中国古典艺术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现代艺术文化发展的基底。在中专美术教学中学习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是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途径,亦是实现中专美术特色化教学的重要保障。本文主要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学融合重要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艺术;美术教学;融合;运用
发展以“中国元素”为核心的创新型美术教育是我国中专美术教育实现自身创新及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史,优秀文化艺术灿若星辰,并随着我国历史的不断发展,其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育融合在一起,使其相互渗透,是发展“中国元素”创新型美术教育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学融合的重要性分析
传承、发扬和与时俱进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及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各种西方艺术文化思潮不断冲击着我国民众的价值观以及文化观,以中专生为代表的青年主体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很容易受到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对其进行美术教育的过程中更需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育的融合,在与时俱进中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学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如下:
(一)对学生独特美术风格形成的促进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水墨画、木版画等不仅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亦是世界文化艺术的重要构成部分,占据着独特的地位。美术教学不仅是绘画理论、绘画技能的教学,更重要的是美术精神以及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教学,而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合进中专美术教学中,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更好的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魅力,更能引导其在美术基础理论和绘画技能知识学习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国美、创造中国美,并深入体会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美术风格。
(二)对现代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合作用
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发展既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基底,又吸收了其它因素,形成了具有现代化风格的文化艺术,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则需要吸收现代文化艺术中的一些精华因素以保持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华,增添美术教学亮点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具有音乐、美术等多种形式,但无论是哪种艺术形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有着其独特的艺术精华。我国古人在艺术上一直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反应在文化艺术中即为意境表现,如中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松”意味着坚韧不拔、“梅”意味着品节高尚、“荷”意味着出淤泥而不染等。
(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美术教学“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彰显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既包含有古人的艺术精神追求,亦包含着许多与生活、风俗习惯等有关的文化艺术,如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中国结、剪纸等,都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因此,在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入中专美术教学过程时,既要注重与美术本身相关的知识教学,亦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延伸,将美术教学与实践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可以融合中国结欣赏及编织、剪纸以及插花等实践性艺术教学方式,即通过开展美术手工课,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深入理解民族文化内涵,以更好的将“中国元素”融入自身美术学习中。
(三)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品,拓展美术教学空间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集中表现。因此,在中专美术教学过程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时,要通过多媒体展示、艺术博物馆实地考察等形式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如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传统写意画中的“神似而非形”、工笔画中勾勒出的细腻线条、建筑艺术中的“天然去雕刻”等,以不断丰富美术教学的艺术表现形式,拓展美术教学空间,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好的从多层次、多领域以及多样化的艺术表现空间内丰富自身美术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具有明显的民族审美特征,将其适当的运用在中专美术教学中,不仅可以有利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扬,亦有利于帮助学生在美术作品创作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往后的美术创作及就业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刘畅.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渗透与运用[J].大众文艺,2015,07:253
[2]吴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渗透与运用[J].美术教育研究,2014,14:140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国画、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对联、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典故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1]骆素青,刘义婧,赵秀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中国宗教.2011(07).
[2]翟文铖,杨新刚.“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0(01).
[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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